“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六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包涵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徽州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扬光大的成份亦众，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所以它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20多万件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是徽学于20世纪80年代兀然兴起的直接动因。这些原始的文字资料，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版、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加之有3000种徽州典籍文献和1000余种族谱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又加之遗存的地面文物极其丰富，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有20多万件，内有明清的住宅、庙宇、祠堂、碑坊，以及惊动世人的花山谜窟等，其中，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丰富的文物可以帮助解读或印证文献典籍和文书契约的记载。它为田野考察，为专题、专科的研究，乃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优越的条件。徽州正吸引着国内外莘莘学人络绎不绝地前来考察，并加入徽学研究的行列。在短暂的近二十年间，徽学蓬勃发展，今已耸立于学界之林，成为一门令人注目的显学。
《徽州文化全书》具有如下的特色：
首先，《全书》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内容，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也有所涉猎，堪称徽学系统基础研究工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杰出成就。
传统文化是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自宋以降，尤其在明清，徽州锤炼造就了一个个文化光环。纵看，其彼此相扣，联成光芒四射的长链；横看，又蔚成灿若繁星的景观。例如，在思想界既继承了程朱理学，又兼收明中叶新兴的王（阳明）学，为儒家传统注入活力，即在政治上恪守程朱理学官本位价值观，经济伦理上又以王学的说教为本，吸收重利文化以取得商业的成功，并由此而引发徽州文化的全面发展。
“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徽州之所以传承不衰，且于明代发扬光大，这同唐末以前移住的中原世家大族通过科举“名臣辈出”的成功有密切联系。自宋元而明清，他们政治上虽失去贵族的身份，却依然以诗书自娱，保留贵族的精神状态，他们将中国古典的文化底蕴和当代的新潮，完美地融为一体。明清徽州文化不仅领中华文化主流的风骚，而且不断通过徽商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全面参与，并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吸纳各地文化而丰富自身，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全书》较成功地阐释了徽州文化不仅具有地方特色，尤其具有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范式的价值，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最具典型性的个案研究。
其次，探索了徽州方方面面文化现象的形成、演进过程，其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彼此的互动性，以及各自的历史地位。
从《全书》可见，徽州在政治、经济、哲学、经学、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建筑、医学、雕刻、印刷、绘画、戏剧、饮食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人文郁起”的局面。他们为世人奉献璀璨的成果，诸如“新安医学”、古建“三绝”（宅第、祠堂、石坊）和三雕（木雕、砖雕、石雕）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科技发明创造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有的发明或著作甚至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徽州如此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固然有其地方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她超越徽州地域本身，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全书》还从各方面与总体结合上把握徽州文化建构的总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建构的大势：先是宋代以尚文重教来回应首次出现的机遇，通过科举仕宦而进入统治集团，赢得“名臣辈出”的历史性第一回合的成功。继而在明中叶，以发展商业为主，越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转型时代俱来的机遇，赢得占据商界鳌头的历史性第二回合的成功。科举仕宦和商业致富，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两个支点。传统形成的崇文重教与“徽骆驼”精神，则源源不断地造就徽州人优异的文化素质。又由“徽民寄命于商”，游贾寄寓四方的习俗所形成的“大徽州”与本土“小徽州”的互相激动、互相吸纳，推进了文化的繁荣。
再次，反映了时代的学术特点，代表了时代的学术成果。《丛书》从对史料的搜集，专题研究的拓展，理论的探讨，乃至研究方法，都有时代标志性意义。作者们怀着学术的使命感，全情投入，殚精竭虑，既吸收、体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原创性的贡献，尤其是科技、工艺、民俗、篆刻、教育、村落、方言等少人涉足的领域，更显出其筚路蓝缕之功，贡献良多。
某种意义上说，《全书》意味着上世纪徽学研究的终结，新世纪徽学研究的开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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