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2-12-21 浏览次数：6128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徽州契约文书开始大量发现和流传。从此，利用徽州契约文书，结合家谱和其他文献资料，综合研究徽州社会历史文化的徽学或称徽州学便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
徽州地处安徽南部，这里层峦叠嶂，万木丛生。境内新安江、阊江等河流与浙江和江西等地相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使徽州历史上很少遭受战乱的破坏，直接为徽州文化的发展和原始资料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徽州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山区之一，西周时期即已产生了高度的青铜文明。三国孙吴时期，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山越人被征服，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从此，徽州的封闭之门被打开，一批中原世家大族为躲避北方连绵不绝的战乱，纷纷迁徙至此定居。中原世家大族定居徽州，促进了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同时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还积极扩大和巩固势力范围，强化宗族观念和意识，从而最终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局面。这些移民同徽州原有的汪、程等当地大姓，外加居官此地因爱其山水之美而定居者，共同创造了底蕴丰厚的徽州文化。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徽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寻求出路，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高潮，徽商也因此成为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性商帮群体。徽商“贾而好儒”，重视商业合同与契约文书的作用，重视家族谱牒的修纂，加上长期养成的收藏文书与原始资料的优良传统，以致为我们留下了数十万件的各种契约文书。
徽州一向有重教兴文的传统，读书入仕之风极盛。唐宋以来，人才辈出，尤其是南宋出现的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是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徽州人尊崇朱熹理学，事事恪守文公家礼，这就使得徽州历史文化深深打下了朱熹开创的新安理学的烙印，徽州也因此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盛誉。
徽州还有好讼、“健讼”风气，凡事皆以文字记录下来，举凡土地买卖、租佃、借贷、典当，甚至家庭的分家等等，都要以文书的方式加以记录，以作为凭证。徽州留存下来的数十万件各种契约文书，就是徽州重视文化和知识积累的一个集中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些契约文书的发现，直接促成了徽学的产生和形成。
二
徽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年。如果将1907年黄质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滨虹羼抹》一文算作二十世纪徽学研究发端的话，那么，从那时至今，徽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
概括而言，二十世纪徽学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07—1949年是徽学的萌芽发端时期；1949—1976年为徽学研究的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其间“文革”十年，徽学研究几陷中断；1977年至今为徽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是徽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发展时期。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徽州历史人物和地方文化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人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徽州抗清义士金声身上，他的抗清自卫活动以及思想和学术等都在研究之列。至三十年代，有关王茂荫的研究则又成为学界的主要视点，其中尤以郭沫若和吴晗对王茂荫的财政货币改革思想的研究为代表。此外，关于徽州学术人物如程瑶田、汪莱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问世。
徽州乡土文化研究和方志编修在这一阶段中也有很大起色，歙县、婺源和祁门等数部乡土、乡镇志和《歙县志》、《婺源县志》的编修和出版，是这一时期徽学研究的显著成就。
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还是较为低级的、零碎的，选题的时代性也较强，基本处于一种萌芽和起步时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以傅衣凌为代表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开始注意到徽商这一独特的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徽学研究的大幕。
自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至1976年，徽学研究得到了初步发展。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五十年代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五十年代初，徽州开展了土改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徽州世代秘藏的契约文书尤其是记录土地产权的买卖契约和黄册、鱼鳞图册等被大量发现和流传。1956年，屯溪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古籍书店，从文物贩子手中或到乡下收购这些契约文书，并编成目录寄往全国销售。这样，北京的中国书店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等地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购进徽州契约文书和古籍。这批数十万件的契约文书在时间上纵贯宋、元、明、清和民国五代，在种类上几乎包括了各种公、私契约与文书，在内容上涉及土地买卖、租佃、典当、借贷、赋役、家（宗）族、诉讼、商业等各个领域。这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连续性、具体性等特点，因此成为徽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正是这批为数巨丰的契约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才直接促进了徽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研究学科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五十至六十年代前半期，学界围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徽商及其商业资本的研究遂成为当时徽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对徽商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也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与此同时，利用徽州租佃契约和佃仆文约研究明清徽州的地租剥削、佃仆制也在学界蔚成风气。此外，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徽派版画也备受学界关注，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论著（文）。
在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徽商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而在“文革”十年中国大陆正常学术研究几近中断之时，海外的徽学研究却后来居上，除日本、美国和西欧等国的学者继续对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文化艺术进行研究并不断推出成果外，台湾也公布了部分徽州文书及其研究成果。
三
1977年，一篇关于徽州庄仆制研究的论文在《文物》杂志发表，这是徽学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也是徽学繁荣发展时期到来的标志。从此，徽学研究进入了快速健康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徽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发展。八十年代中期徽州和安徽省相继建立徽学研究会，在北京、合肥与芜湖等地也成立了专门开展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不久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还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建立后，致力于徽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研究课题的组织与协调，先后组织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承担国家和省级徽学研究项目二十余项，有力地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徽学内涵与性质在争鸣中延伸。与以往两个阶段的徽学研究不同，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徽学学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徽学界对徽学的内涵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徽学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地方史学科；一种观点指出徽学是研究徽州契约文书的专门学科；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徽学研究是以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体，兼及徽州整体历史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三）研究领域广泛，成果丰硕。这一阶段中，徽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有关徽商、徽州宗族、徽州佃仆制、徽州契约文书、徽州土地买卖、租佃与典当，以及新安理学、徽州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等等，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徽学研究真正称得上百花齐放、全面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学术界已经公开出版了徽学研究的专著和译著近五十部，公开发表徽学研究的论文一千余篇。
这一阶段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叶显恩所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一书的问世。这部专著，内容几乎涉及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人口、土地、文化、徽商等各个领域，是迄今为止研究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著作。此后，徽学研究领域逐渐被拓展开来，《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徽商研究》、《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明代黄册研究》和《明清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等徽学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
（四）包括文书契约在内的徽学研究资料得到系统整理与出版。随着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徽州原始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八十年代以后，关于徽州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到目前，共标点或影印徽州契约文书、徽州文献约有一百部（种）之多。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徽学资料专集：一部是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这部分类辑录的徽商资料专集，至今仍是很多徽学入门者的必读之书；另一部是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大型影印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共四十巨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大规模影印徽州契约文书的资料汇编，是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和法制史的一部关键之书。此外，如《新安医籍丛刊》、《戴震全书》等都是这一时期校点出版的徽学专题资料成果。
在二十世纪中，徽学研究在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从萌芽发端、初步形成到繁荣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为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徽学已不仅仅属于徽州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徽州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缩影，透过徽学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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