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徽州人曾经创造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由于徽州山多田少，使得徽州人不得不出外经商谋生，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商人在明清两代的市场上极为活跃，他们在获得丰厚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广泛接触和吸纳了各地的文化营养。有力的经济支撑和不同文化要素的融入，使得具有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徽州获得了孕育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的契机与可能。内涵丰富的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州工艺和戏曲，以及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祠堂、牌坊等大量文化遗存，数十万件徽州契约文书和各类文献，既反映出徽州文化在历史上的繁荣昌盛，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徽学正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徽学的研究范围不是整个中国文化或者汉文化，而有着特定空间和时间的界定的。空间上以历史上的徽州一府六县为基本范围，时间是从宋代徽州之名的正式确立到清代末年。因为无论是徽州文献、文书还是地面文化遗存，都是属于徽州这个地方的，它们直接反映了徽州古代和近代的历史文化风貌。徽州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这么丰富的文献、文书和文化遗存，首先就说明了作为区域文化，它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有的学者称，徽州是“商成帮，学成派”，这是对徽州区域文化特性很好的概括。不仅徽商、徽派朴学有着广泛的影响，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理学等都有其独特的区域文化特点。徽州留存的大量宗谱和保留的众多祠堂，表明这个地方的宗族曾经是明清社会结构的重要形式，较之其他区域，显得更为突出。此外，这里的教育发达，人文昌盛，有“东南邹鲁”之称。凡此种种，都说明徽州区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性。
但是，说徽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徽州独特的区域历史文化，并不意味着徽学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都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细胞，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徽州文化存在着“小徽州”与“大徽州”的关系，徽州区域文化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形成的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与中国文化的总体密不可分。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徽州的士人入朝参政，徽州的文人活跃于各个文化圈，他们既给徽州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同时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域，并参与到中国大文化的循环中。因此，也可以说，徽州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小文化与大文化的关系。
徽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典型性。除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化特点外，自宋代以来，徽州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地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其表现之一就是商品经济的活跃，而徽商正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徽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促进了徽州在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明清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再有，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反映了徽州民间社会的生活情况，它们虽然带有徽州区域的特点，却无疑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社会史的重要材料。因此，徽学还可以通过对其主要对象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徽州文化既是区域文化，又可以为观照中国文化提供大量的实例，从徽州文化中，我们能够寻找出中国文化的很多重要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随着20世纪50年代徽州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徽学研究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学者们通过对徽州契约文书的解读和分析，不仅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也丰富了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徽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正因此而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随着徽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无论是对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都已经有新的突破，并将获得更大的突破。可以说，徽学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我国传统学术研究中，向来文史哲相互融通。陈寅恪研究唐代官吏的俸禄问题，就从白居易的诗歌中发现了新材料，用的就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但是，当代学科有越分越细的趋向，使文史哲逐渐分家，学者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综合性的研究却越来越不够。对此，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恢复学术研究的传统，打通文史哲学科的界限。徽学的综合性特征十分明显，尤其需要倡导综合性的研究。从文献、文书、文化遗存入手，研究徽州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任何单一学科的学者所无法完成的。文献、文书的种类有多种，文化遗存也不仅仅是徽派建筑，（即便是建筑，除了建筑技术因素外，它还融入了民俗的、审美的多种成分）。以徽派建筑中的雕刻为例，雕刻的图案是徽州人审美观的直接呈现，雕刻的内容既有表现祈求福气、平安、发财等观念的，也有大量的小说、戏曲故事。因此，研究徽派建筑，就不仅仅是从事建筑学的学者可以完成的，也非常需要从事社会学、文学艺术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中。徽学研究不仅需要打通文史哲的界限，而且需要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也正因为如此，徽学研究还有着推动当代人文学科走向综合的积极意义。
徽州在一定历史时期作到了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对其发展模式及兴衰更替深层原因的剖析，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背景下的区域兴衰史，而且对当代也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徽商当年盛极一时，其“徽骆驼”———甘于吃苦———的精神仍然是今天我们从事一切工作和事业所需要的精神；徽州人重视教育，“十里之村，不废诵读”，因此才有经济文化的发达。这些无疑是徽州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即使是徽州的宗族社会结构，固然有其封建性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例如，现存的不少宗族公约中就有值得令人学习和借鉴的条文，如禁止滥砍滥伐和禁止赌博等。从内容上看，它们符合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从实施机制上看，它不是依赖于行政系统，而是靠“公约”的形式自我约束。徽州文书中，契约合同占有很大比例。它们的类型各异，有的是商业合同，反映了徽州人市场观念的成熟；有的是分家契约，反映了徽州人既遵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也理性地处理家庭财产等经济问题；还有不少的诉讼文书，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徽州人具有“健讼”之风，它反映了古代徽州民间已经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而就总体上看，徽州契约文书都反映出徽州人具有强于其他地方的法制观念。徽州村落的建设也大有讲究，从层次看，似乎太讲究“风水”；但是如果我们到实地细致考察，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切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然贯穿其中。依山傍水、精心设计的徽州村落，如果没有遭到破坏的话，可以说是一首首优美的田园诗。徽州村落中的防火措施、水系设计都十分讲究，科学性很强。这一切对我们进行环境规划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
徽学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文化建设，也能够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名闻天下的黄山就在古徽州境内，黄山的山下有着大量的徽州文化遗存。从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让游客们“山上看风景，山下品文化”，就可以留住客人，增加旅游经济收入。因此，在保护的前提下，科学开发利用徽州文化资源，是发展旅游经济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而在如何开发利用徽州文化资源方面，就需要徽学研究加大力度，深挖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将学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徽学研究具有学术的、现实的双重意义。它日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重视是必然的。可以预见，系统的学术研究将为现实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现实的要求又将促进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自20世纪中叶数十万件徽州文书被发现以来，以研究徽商文化、徽州民居、徽州民俗、新安理学和新安医学为主要内容的徽学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多年来，以挖掘并弘扬徽州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在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首批获准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今日刊发的安徽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黄德宽教授撰写的这篇文章向人们展示了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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