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但是，徽学不仅仅是地方学。徽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徽州所保存的文书、文献、文化遗存以及其鲜明的文化特征具有明清文化的标本价值。
一、徽州文书与文献反映了明清历史文化的具体面貌
徽学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是因为徽州保存了大量的文书、文献。徽州文书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它们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特点。这些徽州文书和文献，首先当然是明清两代徽州社会具体面貌的记录。但是，它们又是官方史乘所缺少的最生动、最具体的历史资料。它们记录的不是帝王的更替、朝廷的大事，而是一家一户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举凡田产买卖、商业贸易、山林所有权变更、财产继承和分配、子女过继、婚姻操办等“百姓日用之道”，在徽州文书中都得到最具体最生动的记录，它们最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民间生活的情态。如果说，官方的史乘让我们认识的是历史的骨骼，那么徽州文书则让我们感受到了明清历史文化血肉的丰满。对于研究明清文化来说，徽州文书是弥补官方史乘的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二、大量的徽州文化遗存是明清文化的物态反映
与文书和文献留存的丰富相得益彰，由于徽州地处山区，历来没有受到多少战争的破坏，所以文化遗存比其他地方保存得更为丰富和完整，仅今黄山市地面就保存着5000多处文化遗存。完整的明清时期的村落，号称“三绝”的明清民居、祠堂、牌坊，历代文人、官僚、商人留下的各种遗迹，多处古戏台、古书院、古桥、古墓，等等，无不展示着明清时期徽州经济的发达、文化的辉煌。
从认识明清社会和文化来说，这些文化遗存与文书、文献相印证，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明清文化的标本。徽州村落的选址和布局非常讲究，既透现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又注重其科学性，村落的水系设计、防火措施的安排都考虑其中。每栋居民的建筑技术已经十分高超，其中的木雕、石雕、砖雕的审美形态，明代建筑和清代建筑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们所蕴涵的不同阶层的文化观念，都直观可感，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建筑技术、审美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徽州的古祠堂遍及各地，除了反映明清时期的建筑、审美、民俗等特征外，它们和保存下来的众多的徽州宗谱相对应，说明在明清两代，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三、徽州文化的若干特征反映了明清文化的特征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跃，而商人是商品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徽商在明清商品经济中异常活跃，他们不仅获得了可观的商业利润，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徽州本土，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勃兴。在徽州，营商不再是最低最贱的职业，相反，“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成为徽州人的观念；在明代的小说里，就有徽州人将经商视为比读书还要好的描写；在保存下来的徽州民居中，人人要从“商”字形状的门下经过。由于徽商创造的经济基础，徽州的子弟读书更加普遍，徽州的民居在建筑上更加考究，徽州人对书籍的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多，徽州人用于文化消费的比例更大，徽州文化才得以勃兴。
徽州的宗族组织保存得很久，“千年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今天的黄山市，仍然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时期族谱和祠堂。徽州许多宗族从中原迁徙而来，其宗族组织长期稳定，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是，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商品经济的活跃，对于沿袭上千年的小农经济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对宗族统治带来了威胁，它迫切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才有宗族祠堂的大量修建、家乘族谱的普遍纂修、祭田义田的设置、族规族法的制定等一系列强化宗族统治的措施，徽州宗族的“繁荣”，也折射着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变化。
理学是从宋代形成、到明代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徽州人对理学崇尚有加，并形成了理学的学派———新安理学。理学不仅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还渗透到徽州人日常生活之中，辐射到徽州文化的各个层面。徽州的妇女在理学思想的禁锢下盲目地遵守贞洁观念，徽州的土地上树起了一座座贞洁牌坊；徽州的读书人受理学的熏陶，入仕后忠直廉洁；徽州的宗族组织稳固长久，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理学作为思想支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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